回到中国互联网的起点，1994年，中国开通64K国际专线，与国际互联网接轨，从此中国在国际上被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前一年，中国第一条海底国际光缆——中日海底光缆从上海登陆，为后续中国连接世界提供了通道。

　　然而，上海错过了BAT。来到互联网时代，以百亿美元估值画一条线，过线的互联网企业，几乎都与上海无缘。

　　为什么上海没有“二马”？上海，向来以开风气之先著称，没有诞生BAT似乎成了最大的遗憾，使得上海多年陷入互联网沉沦论，甚至被质疑缺乏创业基因。

　　回到《IT时报》的起点，2004年，上海市民信箱开通试运行，成为上海市民踏上信息化高速公路的起点。20年，市民信箱演变成了全民政务App“随申办”；20年，《IT时报》不仅见证了上海数字化的转型之路，也见证了上海找寻城市发展方向的历程。

　　1996年，上海热线上线时，雅虎才两岁，乔布斯的第一款MacOS还未发布，大多数人还不知道IE是什么。

　　这一年，腾讯QQ的鼻祖ICQ才刚刚发明，这让Ponysoft BBS深圳站的“马站长”马化腾内心澎湃起创业。与“马站长”一起沉迷BBS的还有“雷校长”，雷军因为盘古组件产品上市反应平淡而陷入了人生低潮，在家“躺平”，西点BBS成为他最好的精神安慰剂，日更两万字，洋洋洒洒写出了《我的程序人生》。身形瘦削、其貌不扬的年轻人马云正在推销黄页网站的路上屡遭拒绝。李彦宏还在华尔街打工，拿下了一个美国专利。

　　而在拼多多崛起之前，上海还有一大遗憾：没有诞生电商巨头。易趣、新蛋、易迅先后落幕，1号店则被多次“转卖”。

　　上海不相信故事，只信奉实干和速度。“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性格，比起北京疯狂创业，包装造势的互联网思维，上海显得更加务实，不会故意制造融资和估值上的泡沫，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性格是比较吃亏的。”IC咖啡CEO王欣宇曾向《IT时报》记者分析道，上海创业之所以慢，是源于它务实、规矩的性格。

　　其实，并不是上海不相信互联网。1999年，上海互联网曾经风头无两。梁建章等人成立了携程，陈天桥建立了盛大网络，31岁就成为中国首富。

　　上海一直寻找下一个携程和盛大在哪里。之后，上海在生活服务O2O行业孵化出了大众点评、饿了么，不过，大众点评与美团合并，饿了么被阿里收购。此后，上海又在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多条赛道上寻觅。

　　“纽约没有产生硅谷，没什么可惜的。上海不适合创业，但可以创新。”知名科技评论人魏武挥曾在2015年接受《IT时报》采访时谈到，上海的“大政府”作风恰好适合做前瞻性研究或基于底层架构的创新，比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些底层创新多孵化自高校和研究院，而政府则可以帮助他们将创新成果商业化。

　　2018年，支付宝总部落户上海，与盒马、饿了么构成阿里上海布局。这一年，上海接连招揽了BAT相关公司进驻上海，腾讯“AI+视觉”研究团队优图实验室落户上海漕河泾园区，之后腾讯华东总部落地徐汇滨江。

　　此前多年，上海已经在“筑巢引凤”。2015年，上海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简称“科创22条”，提出“两步走”规划：2020年前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30年形成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

　　“科创22条”的核心思想是“创新是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所讲的大多是放宽和取消，“允许高校和科研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这一数字是突破性的，真正激活了产学研。

　　“放开，放开，再放开，只有放开才能搞活。”当时上海市领导指出，创业者是运动员，社会和市场是裁判员，政府要当好“服务员”。

　　2020年，“新BAT”在上海崛起，哔哩哔哩（bilibili）、蚂蚁集团（Ant Group）和商汤（Sense Time）分别瞄准了互联网内容、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

　　这一年，正是上海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和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成的时间点。上海逐渐找到自己的科技之路，大致可以归纳为一大基础、两大中心和两大核心：5G等新基建是一大基础，科创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是其两大中心，与两大中心对应的核心赛道是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

　　1990年，上海滩谋划成立一家证券交易所，起初想模仿成熟的人工报价方式，但出错率极高，最后决定启用计算机。开业前一晚，“老法师”与计算机来了一次对决，最后“老法师”输了。

　　这一年，一位名叫汤晓鸥的年轻人，来到麻省理工深造。归国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一度被戏称为被人工智能耽误的优秀HR，因为他善于发现人才。在商汤成立之前，他在港中大成立的多媒体实验室MMLab已成为中国计算机视觉的“黄埔军校”。

　　2017年，谷歌Alpha Go继与李世石一战封神后，再次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柯洁，一场人机大战，掀起一波人工智能创业浪潮。

　　上海的反应速度是惊人的。这一年，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吹响了“智能上海（AI@SH）”行动的号角。

　　2018年被认为是上海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因为向来务实的上海做了几件大事：召开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引入20个重点人工智能项目，发布“人工智能22条”和“扩大开放100条”，开放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TB级公共数据库，建立千亿级的产业基金，上海人工智能方案初现雏形。

　　上海还做了一件最被忽视的事，就是开放场景，当时预期在未来形成60个深度应用场景。别小看这个数字，由政府牵头去敲门，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景的大门才能被敲开。

　　傅利叶初代康复机器人已在2017年成型，对创始人、CEO顾捷来说，只差落地场景这临门一脚。就在这时，傅利叶拿到了上海市科委的项目。对顾捷来说，敲开医院大门，让自家康复机器人落地比拿融资难多了。

　　“科创22条”首次提出，获得一定规模投资的创业团队核心人才可直接落户的优惠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而“人工智能22条”则更聚焦个人，将人工智能人才和核心团队纳入上海市“人才高峰工程”，并以“一人一策”的方式，为人工智能人才在上海的创新创业、工作生活等提供保障措施。因此，上海迅速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的AI人才。

　　若以2018年为元年，6年间，上海在人工智能治理上担得起“高地”的称号，拿下多个“第一”，如编制国内首个地方人工智能五年规划等。

　　2024年，在大模型风起云涌之际，上海成立“模速空间”，不仅为大模型企业提供算力补贴、补贴，才帮企业敲开了场景的门。算力、算法、数据三驾马车牵引大模型，上海政府就沿着“场景敲门”的思路，一一破解大模型路上的坎。在算力短缺问题上，政府牵头统筹、调度、共享算力资源，还对大模型企业发放最高补贴10%的“算力券”；在优质数据竞争成为核心之际，上海成立大模型语料数据联盟；在算法人才难求问题上，上海抛出优先落户的橄榄枝吸引高层次人才。

　　为什么没有诞生BAT？上海用近20年时间来回答：既想超越纽约，也要诞生硅谷，相信“魔都”上海会缔造下一个“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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