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当前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活跃，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有力推动着各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进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强大动力。在今后一个时期，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关键产业领域与重点工作的协同推进，推动各产业全方位、高水平的数字化进程，能够有效助力我国国民经济各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期文萃对不同学者关于产业数字化的研究进行了汇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肖旭、戚聿东在《改革》2019第8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一文中认为产业数字化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对要素流通的约束，大数据能够提供更多的质量信号。要素将在质量信号的引导下向能够高效创造用户价值的领域集中，数字化生态的战略导向转变为优化用户价值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在数字经济下，用户价值成为引导生产要素配置的核心指标，依托商业生态圈的竞争方式成为新潮流。信息技术显著降低了协作成本，培育或参与生态体系成为企业在产业组织中发展的现实选择，构建在用户价值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产业组织竞争的主要维度。传统产业边界被打破进一步加快了要素流通的速度，竞争机制将促进产业组织内部要素配置的优化，实现整个生态的效率升级。

　　肖荣美在《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0年第7期《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夯实产业数字化转型新基础》一文中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实现数据在“设备—生产线—企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汇聚和流通，并将每个行业所独有的工业机理、行业特点与数据相结合，构成一个数据驱动的全生命周期优化闭环，实现快速感知、敏捷响应、动态优化和全局智能化决策模式。但是，现实情况是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巨大的落地实施问题——不同的产业有着不同的痛点和需求，每个企业需要解决不同的数字化问题。这就要求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把握其关键着力点，通过综合性、集成性的技术网络、解决方案等满足企业多样化、多层次的数字化需求。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基础设施、新兴业态与应用模式，通过人、机、物的全面互联，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为沟通物理世界和虚拟数字世界搭建起桥梁，为各行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供通用方，是制造业及经济社会各领域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支撑。工业互联网在各经济部门的广泛应用，将深刻改变生产要素构成、生产组织管理模式与业务供给形态等，引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逐步构建起数据驱动、智能优化的新生产范式，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阶段跃升。

　　吕铁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8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向与路径》一文中认为，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建设数字技术高效供给体系。具体而言，要加快建设一批数字经济创新平台载体，提升技术创新尤其是原创技术以及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培育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学科和专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聚焦未来网络、边缘计算、泛在人工智能、泛在信息安全、无障感知互联、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整合全球人才及平台资源优势，加快与全球科研机构及人才团队合作，启动“卡脖子”技术攻关，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关专项和示范应用工程，推进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和融合性创新，力争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领域取得若干原始性、标志性创新成果。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技术中心，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数字经济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建设以及国际国内标准制定。

　　熊鸿儒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2019年第6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大有可为》一文中认为，产业数字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很难一蹴而就。总体看，我国企业数字化基础仍较为薄弱，产业数字化体系有待完善，关键数字化设备、核心工业软件、重要工业控制系统等存在短板，融合发展环境亟待改善。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因为缺乏向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资金和人才资源，数字化转型较为滞缓。同时，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规模和渗透深度都明显落后。

　　当然，不论如何，数字化转型将是大多数传统制造业企业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必修课”，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鸿沟”。伴随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扩散，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日渐成熟，通过技术学习和研发积累，多措并举地提升管理能力，挖掘产业数字化带来的创新红利，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实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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