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7日晚，央行、金管总局、证监会同时发布处罚信息，宣布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开出罚单71.23亿元，对腾讯旗下财付通公司开出罚单29.93亿元，两家企业的时任高管获行政处罚。此次处罚行动由三大机构联合开展，在中国金融监管史上极为罕见。为何曾受各界热捧的“金融科技”近年遇冷？应如何看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回溯100余年来学界和大众对“金融化”的主要批判观点，指出“金融业是最大吸血鬼”的概括性论断，忽视一个重要现实，即真正攫取经济最大利润的主体已不单是金融行业，而是那些以专利、版权、品牌和商标等知识产权为盈利基础的企业，以及横跨多个民生行业的大型控股财团，其中就有包括成功实现“知识产权/科技化”转型的少数大型金融企业。

　　本文认为，所谓“知识产权型”企业与金融企业正是同一内核的不同体现形式：（1）将标准化商品拆分为能被控制的高利润知识产权和低门槛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将非专利部分外包；（2）基于国家力量，围绕专利权建立垄断收费体系，借此打压竞争对手；（3）强调轻资产模式，重视高人力资本的小团队和信息技术应用；（4）依赖数据收集和操纵，通过各类信息和支付服务，建立一套包含支付、消费、健康、身份信息等全方位的个人数字档案。

　　本文判断，反垄断和监管体系并不能对“知识产权”型大企业形成有效限制。金融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打乱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型企业快速发展，其巨大融资需求也为金融行业带来大量业务。过去20年，美国的金融和科技企业就通过交易算法、数字支付、数据交易等完成互相“渗透”。

　　作者指出，最终两类企业通过“风险资本”等形式在资本流动实现融合，不仅通过上市、收并购等形式套现离场，而且主动投资以重塑各实体产业链（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由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金融企业和知识产权型企业最终将过剩资金重点配置到能产生稳定收入流的（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通信等）民生领域，逐步成为家庭和政府的最主要的债权人。由于大量利润并没有用于有效地扩大生产性投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增速放缓乃至停滞。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系列之十，原载《American Affairs》2021年第4期，原题为《门口的吸血鬼？金融扩张与经济放缓》(Vampires at the Gate? Finance and Slow Growth)。由于作者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近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究竟是什么？它与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它是否阻碍增长？如果阻止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19世纪末，左派和都认为金融就是“吸血鬼”——它吸走了“真正的”企业、工人甚至英国殖民地经济的生命。事实上，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1897年的经典小说《德古拉》中描述的现代吸血鬼神话，其实就是在暗指当时强大的欧洲银行对制造业的盘剥。

　　同时代的美国和德国经济学家也就金融业对其他行业的束缚，作出更明确的理论洞察：索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1904年出版的《商业企业理论》（Theory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中，花费三分之一的篇幅剖析美国金融精英如何利用股票市场来巩固和控制工业。此后不久，在1910年，马克思和后来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尔费定（Rudolf Hilferding）也全面分析了银行在德国经济中的特权。

　　一个世纪后，同样的叙事再次出现。美国演员马特泰比（Matt Taibbi）曾将高盛称为“缠绕在人类脸上的巨大吸血乌贼”。然而，由于好莱坞本质上已经完全依赖金融企业为其日益昂贵的高风险提供资金，流行文化的焦点反而被转移到那些已被抽干血液的“僵尸企业”上——这些企业失去了流动性，只能在市场里苟延残喘，并承担经济增长放缓的批评。

　　部分学者也传承了“金融吸血”的论述，但他们的声音相比“金融化”和“股东价值”等大叙事有些微不足道。总的来说，当前对“金融化”的主要批判有如下四点：

　　其二，在股票市场上对非金融企业控制权的争夺，迫使非金融企业消耗资金来提高股息并且回购股票，从而损害实际生产经营。

　　其四，当工资增长放缓时，家庭借贷可以作为补充进而代替总需求，但代价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如今，越来越多的稳定收入来源，例如教育和医疗开支、住房、学生、信用卡应收账款、汽车、房屋租赁等，都在转变为可证券化的资产（securitizable assets）——这个“金融化”过程同时印证了上述四个批判，而美国家庭和企业正是极端负债和证券化的典型。

　　当前各界对“金融化”的描述贴近当前趋势，但也和小说《德古拉》一样，还不足以将真正的与问题的本质公之于众。小说中吸血鬼似乎都来自欧洲，而打败吸血鬼的“英雄”则是英国或美国人。这种“一片”的叙事其实非常可疑，因为小说也在暗示“英美英雄”本质上也是“欧洲吸血鬼”的亲戚。

　　首先，“大企业”才具有收费（吸血）权力，无论它来自金融还是非金融业。各项数据显示，少数的关键金融企业变得更像“科技企业”，而科技企业也在广泛布局金融产业，它们攫取了经济中的绝大部分利润。然而，由于两个吸血鬼的投资明显不足，因此整体经济增长放缓。

　　其次，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广义金融部门（银行、证券、保险和房地产等）在全国累计利润中的占比其实高于美国。例如，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金融业利润占比甚至超过50%（图1）。“‘金融吸血鬼’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各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1995年至2019年，如果该国银行业利润占比较大，其实该国的增速可能反而会更快。

　　此外，相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美国企业债务水平相对于GDP也较低（图2）。尽管“债务挤出投资”的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仅以中国、美国等大国为例，企业负债反而能带动投资，进而促进增长。

　　在197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而一国整体利润的大头也向金融企业转移，“金融化”的论述再次凸显。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通过《没有繁荣的利润：掠夺性的价值榨取、缓慢的生产力增长和消失的美国中产阶级》一文精炼地指出，在华尔街“股东”的压力下，实体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从“留存和再投资”转变为“精简和再分配”：

　　在1980年代前，实体企业保留了主要的利润，并不断将其投资于新产品和工艺改进。如今，企业不断裁撤业务部门和员工，降低设备厂房等实物投资，进而降低成本；获得利润后，通过股息分红和股票回购等现金方式分配给（在华尔街的）股东。在“股东价值模式”的引领下，企业的内部资源逐渐被榨干。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理性经济人（即便是金融企业）在获得利润分配后，应该将其重新投资于其他能生产力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公司，但数据恰恰相反。

　　从1990年代到现在，股息支付和回购在利润中的占比大幅上升，但净固定投资在不到20年内下降了一半。从2007年到2016年，在标普500指数中的461家企业的净收入中，一半以上用于股票回购，另有五分之二用于股息支付，仅有6%用于再投资；而分红和股票回购的现金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用于购买优质房产、艺术品等各种商品，最终再通过证券化形成金融资产。而自1990年代以来，这类金融资产的价格已飞速上升。

　　在此金融企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那些通过专利、版权、品牌和商标等知识产权为盈利基础的企业，其实占据着甚至更多的利润份额。此外，金融业内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201年至2018年期间，前十名金融企业占该部门利润的2/3（图3）。

　　其二，企业间的利润分配越发不平等。在任何特定的十年中，前1%或2%的企业都能获得了这十年所有累积利润的50%。

　　第三，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从石油、汽车和流水线制造的旧“福特主义”综合体向金融和科技部门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知识产权部门的利润占比就已经超过了金融业，并在危机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其领先优势。与此同时，那些整合了零售、通信、运输和医疗保健的控股集团，其所占利润比例也在扩大，并且不断向头部控股企业集中（例如仅沃尔玛一家就占了这个类别利润增长的1/4）。

　　从资本市场的结果来看，经济结构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型，而主角并不只是“金融企业”。2021年8月，市值最高的五家知识产权型企业——微软、苹果、亚马逊、Alphabet（谷歌）和脸书（Facebook）——占标普500指数的22.3%，而市值最高的五家金融企业——JP Morgan、Visa、PayPal、Mastercard和美国银行——仅占4.9%，并且未来的盈利能力评估相当悲观。总体而言，知识产权型企业已经占据标普500指数市值的45%。

　　到此可知，简单的“金融化”叙事并不完全成立。经济体中的确有超过12%的利润从传统实体企业中被转移，这必然对宏观经济造成结构性影响。然而，这笔利润的流入了两个方向：金融企业和知识产权型企业，它们都以轻资产和少雇员著称，而如今它们占了前市值前200企业的近一半。即便在这98家企业中，前十的金融和知识产权型企业占这两大行业累计利润的50%，是所有美国上市企业累计利润的18.8%。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界限不是所谓“金融”与“非金融”，而是那些拥有各种知识产权而获得超额利润的企业与其他“非知识产权”企业。其中，头部金融企业与知识产权型企业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商业模式和生产过程是一致的，具体体现为四点：

　　将标准化商品拆分为他们所控制的知识产权部分和低门槛的非专利商品或服务，并将非专利部分剥离给其他人；

　　突出专利权的地位，广泛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并基于此建立起垄断——围绕相关知识产权建立起一个收费站体系；

　　事实上，高利润的金融业已逐渐成为一种软件和信息通信业务。它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衍生品、业务流程软件、具有品牌效应的指数产品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并且通过高频交易、复杂算法和其他软件和硬件密集型活动来保护其利润。

　　与此同时，大型科技公司本身也越来越像金融企业，因为它们有大量的留存收益，并通过所谓“金融技术”入侵了支付和投资领域。移动支付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如苹果支付、谷歌支付和Paypal的Venmo，如今占据美国商业交易的近三分之一。基于应用程序的投资服务，如Robinhood，也在个人投资领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金融和知识产权型企业在资本问题上热情会师：知识产权型企业通过金融企业将现金利润转化为资本，而金融企业通过服务科技行业的收购并购（M&A）和公开上市（IPO）来获得高额报酬。金融企业与平台型知识产权型企业的区别很小，只存在于一个方面：大型金融企业本质类似于古老的保护费，他们以衍生品的形式向其他公司出售“保险”，以保护这些公司免受各种金融投机行为造成的经济波动。

　　金融企业和知识产权型企业有相同的战略，以避免竞争导致的价格下降压力。一般而言，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越高，买家就越容易取代任何特定的卖家，新供应商的进入壁垒就越低。事实上，亚马逊、谷歌、Facebook、Uber等大型平台企业能够实现相对无成本的价格发现，进而造成其他企业的通货紧缩（deflation）——平台获取了利润，而其他企业则发现价格在不断下降。

　　在金融市场上，如标普500指数基金等通用金融产品的利润率已经降很。

竞博job 上一篇：安妮股份获9家机构调研：互联网业务主要包括版权服务 下一篇：律师测评丨NFT数藏平台火兔大火法律合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