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金融化”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以来，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强调的资本积累视角下的金融化，二是新古典主义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的金融约束理论。两者均是在制度层面研究金融化，属于宏观层面的金融化研究。该类研究传统把金融化的研究对象局限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扩张，忽视了金融化早已超越金融部门的范畴并渗透到企业和个人生活等微观活动中这一现实。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经济体系现存的事物，要么已经经历金融化，要么正在发生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金融化本应是现阶段金融化研究所偏重的方面，但是在国内外理论界的讨论中，尤其是在国内学者对金融化的思考中，其却被传统的主流金融化研究所忽视。简言之，金融化的微观研究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金融化，二是个人生活金融化。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公司治理的理论辩论中，“股东至上主义”和“利益相关者论”一度旗鼓相当，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前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日益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的准则和规范。“股东至上主义”主张，企业高管必须受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约束，及时“吐出”自由现金流，而这些自由现金流将以股息、红利和股票回购等方式回馈给股东，并非投资于扩大再生产。Blackburn曾讽刺这样的公司为“一次性公司”。在股票期权成为激励管理层的薪酬契约之后，管理层与企业所有者（股东）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联盟，从而缓解了Jensen和Meckling所强调的委托代理问题。高管的注意力从企业的能力建设和长远发展转向短期的盈利能力以及如何推高市场估价，这既是为了自身利益——提升期权的价值，也是迫于公司控制权的压力。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扩张，尤其是影子银行业务的兴盛，大幅度改变了企业的运行规则。金融机构重设企业绩效的评估标准，通过股东价值运动和公允价值会计核算，评估企业在特定时刻的市值。最终，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被重新界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和“股价高企”，这更加强调了“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公司治理模式中的决定性意义。
如果撇开股东价值运动和会计核算规则改变的影响，不同资产之间投资回报率的差异也会将企业引向金融化的方向。把所持资金投向能够获得更高回报率的资产，既是企业家的天性，也是资本的天性。若产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企业的资产配置将偏向于长期固定资产，而非金融资产；若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产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企业的资产配置又将偏向于金融资产，而非长期固定资产。从这个角度看，企业金融化不过是企业资产配置偏好转移的自然反映。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企业更愿意将所持资金投入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和长期固定资产（产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差异越大，偏好转移的程度则越大。事实上，正是以加工制造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而金融业的利润率却稳步上升，导致了企业的资产配置偏离长期固定资产、偏向金融资产，这是促使企业金融化的直接原因。面对不断萎缩的利润，即使是加工制造等类型的非金融企业，也存在一定动机无视企业本身的商品生产要求，将资产配置到金融市场中。“经济金融化”与“以加工制造为代表的实体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在Demir的研究中亦得到了验证，这样的因果关系持续促使经济重心由商品加工制造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
可是若反过来看，当实体产业的发展受阻甚至陷入停滞时，“金融化过程”却为稳定经济提供了一种解决供需矛盾的方法。这说明，遏制国民经济“脱实向虚”的关键并非在于遏制金融发展，而在于提振实体经济活力，重点则是以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升级。如果制造业的利润率能够逐步回升，社会资金自然会从金融部门流向实体部门。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利用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质上，商业银行依然是营利性企业。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其积极发展等传统业务以外的投资活动，即所谓的“银行金融化”，属于分散市场风险、最大化盈利能力的理性行为，无可厚非。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不是银行的责任，相反，银行给信用良好、有资产抵押、规模大、实力雄厚的企业（多数为国有企业），更是银行控制金融风险的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用市场的办法，而非行政的办法（如定向配额）。当然，金融的发展，只是政府从供给侧提供了制度性建设，以期为企业发展实业铺平道路。企业利用金融制度建设是为了实业发展，还是为了金融投机，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这既与企业的定位和发展战略有关，也与政府的政策引导有关。在企业利用金融化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如何使其发展策略顺应国家的产业发展导向，是中国政府在金融化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
给定“企业正朝着金融化方向发展”这一事实，更值得关心的是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的发展同样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其中，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在金融化过程中，企业脱离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的传统渠道，放弃投资回报率偏低的长期固定资产，增加所持资金在金融资产上的配置，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第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较强，具有“蓄水池效应”，即企业在营运资金不足时，可以通过及时出售金融资产，扩大所持可支配资金的规模，从而调整自身的财务杠杆状况和经营杠杆状况，有利于企业减轻资金约束，提升投融资水平；第三，金融深化提高了资源的流动性，降低了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企业投资的增加；第四，金融深化可以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回报率，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当然，部分文献则对企业金融化的积极效果表示怀疑，综其所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企业金融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以削弱生产性效率为代价的，简言之，当企业的融资方式由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转向由资本市场（债券和股票）主导的直接融资时，企业必须在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性效率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取舍。第二，企业金融化将导致企业的发展战略短视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金融化和股东价值运动的主导下，企业的战略控制权由内部经理人转向外部股东，经理人将在股东意志的支配下专注于提升股价，而非进行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建设。企业创新需要满足三个社会条件，即内部人的战略控制、财务承诺、资源整合，而企业金融化会对这三个条件产生破坏作用。第三，企业金融化可能催生出一个“双层劳动力市场”，并把全球生产引向“孤岛先锋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金融化企业为了追求公司的利润绩效，往往会通过兼并重组等以工人失业为代价的方式换取股东利润的增加——这是企业高管应对市场竞争和经济周期的惯常做法。另一方面，金融化企业的经营活动被高度聚焦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专注核心业务，外包非核心业务，从而形成由核心企业工人和外围企业工人构成的“双层劳动力市场”。核心企业工人以高技能、高福利的年轻工人为主，外围企业工人则以低技能、缺乏劳动安全保障的工人为主。这决定了只有少数工人能够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成果（虽然这些工人也处于不稳定的雇用状态），被昂格尔称为“孤岛先锋主义”。
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经济和社会制度塑造的产物，因而从制度分析视角对金融市场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至为重要。本辑分四个专题展示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系统综述制度分析范式下西方金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文化制度和知识生产视角下西方金融市场结构、机制及其动态演化等；二是中国社会金融化发展及其对主观公平感和创新创业的重要影响；三是金融社会工作提升“一老一小”社会群体金融福祉的实践经验与重要作用；四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对《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风险转化的分析视角》一书的述评。
金融排斥、金融素养与创业活动研究——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分析 赵思博 艾云 凌鸿翔
地区金融发展和主观公平感——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对公平感差异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董寅茜 何晓斌 柳建坤
未成年人金融福祉保护新发展：对新《未成年人保》的文本分析 周晓春 黄进 张雪 鲁洋洋 王一如
金融风险转化及其治理——《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风险转化的分析视角》述评 李国武 焦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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